政治心理學在改革開放之后發(fā)展得不是特別景氣，但一直在往前推進。今天，應該如何考慮它未來的發(fā)展方向？我的主張是要發(fā)展基于中國治理場景的政治心理學。

政治心理學研究現(xiàn)狀

我從2009年開始在武漢大學政治學系講授政治心理學課程，至今也有14年了。我本來的研究領域是基層政治，其中也涉及村干部和村民的心理與行為，所以就基于深化鄉(xiāng)村治理研究的考慮，把研究領域推進到農民政治心理這一塊，并結合專業(yè)教學一直在往前拓展，包括向其他群體的政治心理與行為領域推進。在授課和研究過程中，我越來越感受到普遍的問題有三個方面：

第一，國內政治心理學課程所使用的相關教材，關注的議題、使用的案例和材料，使用的概念、理論和分析范式，大多是從國外翻譯或照搬過來的。諸如選民心理、總統(tǒng)人格等“別人的故事”，雖然對理解中國也有參考價值，但如果缺乏對中國歷史與現(xiàn)實的關注，往往使得教學與研究脫離當代中國治理的基本場景，或者過于淡化當代中國治理場景的影響，而將相關研究簡化為一個純粹的心理計量問題。這樣做調查、做統(tǒng)計、寫論文，實際的價值可能非常有限。

第二，國內外關于政治心理和行為的實證研究日益精細化和碎片化，方法越來越好、研究越來越專，但有時與宏大政治和現(xiàn)實政治的關聯(lián)并不是非常密切。作為一種知識，它非?！熬珳省?，但和“政治”沒有很大的關聯(lián)度。

第三，國內部分政治心理學研究缺乏對當代中國治理的總體把握，或者缺乏對當代中國政治和治理內在邏輯的基本判斷；進而在將心理邏輯與政治邏輯關聯(lián)時，會發(fā)生一些判斷的偏差，甚至出現(xiàn)一些常識性錯誤。一些政治心理學的實證研究文章，具體判斷、研究結論在數(shù)量關系上好像是成立的，但與我們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基本感受則明顯相悖，或者說不是很協(xié)調。特別是量化這一塊，對政治的理解往往有一定偏差。這可能是因為一些學者缺乏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基本把握，在沒有研究積累的情況下直接進入政治心理學研究所致。

因此，我們需要回到當代中國政治和治理的場景中，去判斷什么是重要的或急迫的政治心理問題。諸多的政治心理問題之間呈現(xiàn)什么樣的結構？彼此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聯(lián)？另外，對相關的政治心理問題而言，什么是更為有效的解釋？是心理路徑的、政治路徑的，抑或何種意義上的搭配路徑？

基于中國治理場景的問題意識

基于中國治理場景的政治心理學，其問題意識一定是扎根于當代中國治理過程的，需要回應當代中國政治和治理中真實存在的重大問題、基本問題、主要問題、熱點問題或前沿問題，并且致力于從心理的角度解釋和分析當代中國治理過程（心理是如何影響治理的），或者是從當代中國的治理過程中，發(fā)現(xiàn)新的心理邏輯（治理何以塑造心理）。

王麗萍老師的近著《政治心理學》最后一部分引用了一個觀點，認為政治心理是一條雙行道，一方面是心理過程對政治行為的影響；另一方面則是特定的政治體系對社會成員思想、情感和動機的影響。王老師認為，相對于心理過程對政治行為的影響，政治心理學領域現(xiàn)有的研究似乎忽略了政治體系對心理的影響。對這個看法，我是認同的。上述兩個方面不可偏廢，而且都可以放到中國治理場景中去展開研究。當代中國治理是在獨特的歷史脈絡、文化傳統(tǒng)和社會基礎之上展開的。中國具有獨特的縱橫權力結構，既有獨特的中央、地方和基層縱向結構，也有獨特的政黨、國家、市場與社會的橫向結構。在相應制度、體制和機制的規(guī)約下，獨特的治理過程得以展開，而所有的政治心理現(xiàn)象都要放到這樣的治理結構中進行研究。

因此，基于中國治理場景的政治心理學，一方面可以對當代中國治理過程的理解有所貢獻；另一方面可以深入中國治理過程，并在中外比較的基礎上，挖掘新的心理學原理。未來短期內，國內政治心理學研究的主要貢獻還是在第一方面：通過心理學角度來更好地理解或解釋當代中國治理過程。最終，在政治心理學原理上能夠有中國自己的突破，那就是打造政治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更高階段。

科學性、合理性與適用性相統(tǒng)一

對于國內的政治心理學教學和研究，兩個拓展方向都很重要：一方面是持續(xù)跟蹤國際學術界政治心理學前沿的議題和研究方法，更新我們對政治心理學概念、理論和方法的認識；另一方面就是要大力發(fā)展基于中國治理場景的政治心理學。

做好基于當代中國治理場景的政治心理學研究，前提是對當代中國政治和治理的理念、體系、制度、結構、過程和原理要有基本的經(jīng)驗感和把握能力。這可能需要長期的學術積累，才能做好有學術想象力的政治心理學研究。因為這需要對當代中國政治有一個基本的感覺，而不是在缺乏基本經(jīng)驗感的情況下，倉促地應用心理學的概念、理論和方法進入研究議題。

做好基于當代中國治理場景的政治心理學，要基于科學性、合理性與適用性相統(tǒng)一的要求，反思現(xiàn)有的政治心理學研究，需要重新思考我們的議題選擇、分析范式、研究策略、材料運用、研究方法、量表設計、問卷設計以及話語選擇。

在議題選擇這一塊，除了比較難研究的議題外，還是有很多重大議題可以研究，包括主流意識形態(tài)和話語體系的民眾內化度，新媒體環(huán)境中的政治合法性再生產(chǎn)問題，新政治情境下黨員干部及普通黨員心態(tài)，新治理要求和規(guī)范下的公務員群體心態(tài)，國家發(fā)展、政治導向與學者群體的心態(tài)，產(chǎn)業(yè)工人的政治心理，城鄉(xiāng)邊緣群體的政治心理及其行動邏輯，逆全球化進程中的公民身份與民族主義，獨特整合路徑中的少數(shù)族群的國族認同，治理變革中的民眾政治心理與行為邏輯，政治歷程與民眾心理的代際差異與沖突，青年人的政治價值觀、效能感與參與度，等等。這些議題既涉及主流群體，也包括邊緣群體，有非常大的研究空間。

在分析范式方面，政治心理學不要把研究做窄、做得太枯燥了，只剩行為主義這一條道。量化是非常重要的，但量化也要講好一個故事，也要和經(jīng)驗關聯(lián)起來。除了量化的路徑，我們也不能忽視其他的路徑，特別是對于中國治理場景中的政治心理學而言，法國社會學傳統(tǒng)和德國文化哲學傳統(tǒng)也是很有參考價值的。另外，還有幾個要點值得注意：一是在方法論問題上，西方的政治心理學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。但是，該怎么平衡和協(xié)調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、關系主義、情境主義？因為中國的很多事情要放在整體、關系和情境里面加以理解，而不是簡單還原為個體就能講清楚的。二是從社會中心的角度去做中國的政治心理研究，當然能看出很多問題。但是，我國還有特別重要的政治與治理過程——國家關照社會，國家關照個人的方向也非常重要，所以國家中心論、政府中心論、政黨中心論的分析范式不能忽視。因此，心理學的個人本位、社會本位不應該成為唯一選擇，因為所有現(xiàn)象都是嵌入整個政治與治理過程的。所以，分析范式是不是要作一些反思和調整？在分析范式的多元化過程中，我們最好能夠激活政治心理學研究的學術想象力，并提升解釋力。

在研究策略這一塊，目前大家最為熟悉的是行為觀察和因果關系，這是社會科學式的，行為主義的。實際上，許多有意思的政治心理學著作，不完全是社會科學意義上的，而是包括基于人性假說的不斷推演，以及文化模式和心理定勢的總體判斷——當然這個也有爭議，但它也能解釋一些問題。此外，還包括充分內省與推己及人，就是把自己的理解力、設身處地的能力充分地激發(fā)出來，去理解各類政治人。另外，還包括情景還原和文本解讀，這是比較人文主義的路徑。我們不能丟掉這些路徑，否則政治心理學研究就失了趣味，也不好看。

在材料運用這一塊，除了調查數(shù)據(jù)、實驗數(shù)據(jù)、網(wǎng)絡留言之類的大數(shù)據(jù)外，尤其要重視深度訪談材料和口述史資料，以及日記、檔案、回憶錄、深度報道、紀實文學、教科書、影像資料、民謠、段子等。這些資料對于理解中國治理過程中鮮活的政治心理現(xiàn)象，是更有解釋空間的，更能推進對相關問題的認識。量化數(shù)據(jù)的優(yōu)勢是“科學”和“準確”，但它可能把問題做窄了，甚至跑偏了。

在研究方法這一塊，首先是量化研究的科學性仍需進一步提高。目前比較新的方法有設計性實驗和自然實驗。這些前沿方法的使用還不是很廣泛。我個人比較偏好質性研究，就我的感受而言，訪談材料、口述資料的運用以及單個政治人，特別是對一些典型政治人物的深度挖掘還有很大的空間。目前，我國的政治心理傳記還是太少了，包括退休官員的政治心理傳記，都很值得去做。像黃樹民《林村的故事》中的深度描寫，就很有政治心理學的價值。研究方法中，還有不同類型的多個案比較、標志性事件的過程追蹤以及文本解讀和話語分析等，都是政治心理學研究可以拓展運用的。

在量表這一塊，課堂上我們常會講到馬基雅維利主義人格量表、威權主義人格量表等，但量表的一些問題需要調整。我們應當基于中國的治理實踐和我們的生活感受予以轉化，用我們的場景和語言來重新設計相關問卷，嘗試設計或優(yōu)化一些量表，比如中國民眾的民主觀、自由觀、正義觀、平等觀以及政治支持的相關量表。諸如中國黨政干部政治素質考察量表之類比較規(guī)范和成熟的量表，也可以作為政治心理學研究的參考。另外，關于政治態(tài)度、政治認同、政治信任等問題的一系列調查問卷，都可以基于中國治理的新進展加以優(yōu)化。

在話語選擇這一塊，涉及內容較多?，F(xiàn)有的政治心理學話語主要是學術話語或科學話語，而實際進入中國治理場景，讓非專業(yè)或專業(yè)外的人也有興趣看，就需要使用一些傳統(tǒng)話語、官方話語或日常話語。比如筆者近期關于“民心政治”的文章，討論的既不是純粹的官方話語，也不是傳統(tǒng)的民心政治——現(xiàn)在的“民”，不是原來的臣民，而是公民、人民。類似的話語，其實可以重新激活，從而注入新的內涵。另外，官方話語和民間話語怎么加以轉化？正式與非正式話語、公開話語與私密話語、精英話語與大眾話語、外顯話語與內隱話語、直白話語與曲折話語等，怎樣在對照中把它們的元素轉化成可運用的政治心理學概念？然后再把這些概念進一步學術化，使它和現(xiàn)有的政治心理學概念進行對話？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話語其實蘊含著許多學術上的靈感，經(jīng)過適當?shù)母脑旎蛱峒?，是不是能夠變成比較規(guī)范、具有中國本土特點的政治心理學概念？這些都非常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。(中國社會科學報 作者：劉偉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、地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)